造谣只用一张嘴，辟谣却要跑断腿。浙江杭州的吴女士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会被推入网络谣言的旋涡。
今年7月，她在小区快递站取快递时被郎某偷拍。此后，郎某与何某分饰“快递小哥”与“女业主”，编造不堪入目的聊天内容，并将短短9秒的视频与聊天内容截图发到车友群，后被转发至小区业主群，“富婆出轨快递小哥”等谣言随即发酵。
在很多事件中，造谣者低成本炮制不实信息，一些人甚至花钱买热度，为网络谣言推波助澜。插上互联网的“翅膀”，网络谣言往往比真相跑得更快、传播更广、更具破坏力。同时，网络暴力、人肉搜索等容易侵犯公民权利的“副产品”随之伴生。截至2020年6月，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9.4亿。网络谣言等不良甚至违法信息不时出现。2020年发布的《中国网络诚信发展报告》显示，66.6%的被调查者经常遇到网络谣言。
谣言大肆传播的背后，是一个个深陷旋涡的受害者，而“泄私愤”、“博眼球”是一些造谣者编造、散布虚假信息的主要原因。今年1月，合肥市长丰县的梁某某因为与梁某云、梁某晨的父辈有矛盾，编造了“长丰县朱巷镇两村民从武汉回来并出现发烧症状”的谣言，还散布了当事人的信息和联系电话；捏造“富婆出轨快递小哥”谣言的郎某称造谣只是“开玩笑”，但根据警方通报，郎某与何某的动机是“博眼球”。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，在一些造谣者看来，流量带来利益。“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交易，例如花钱买热度，为网络谣言推波助澜。”一些网络谣言的背后往往存在利益链。据公开资料，在“伪造血衣造谣教师体罚案”中，造谣者刘某向马某支付了760元购买“增粉”、点赞及转发等服务。后马某转包给某非法网络平台，致“广州一小学体罚哮喘儿童至吐血抢救”消息被转发140万余次。“造谣成本太低了，处罚太轻，有些网络信息让人真假难辨”，许多网民表示“苦网络谣言久矣”。在新华网组织的一项16.4万人投票的问卷调查中，近两成网友表示，辨别网络谣言有难度，被谣言蒙骗后转发“助攻”的情况也存在。“我可以做的，是通过我的维权，对社会上其他怀有不法之心的人起到震慑作用，给类似的受害者依法维权提供一点点借鉴。”12月10日，“富婆出轨快递小哥”谣言的受害者吴女士通过视频发声，表示要让自己的不幸遭遇更有价值和意义。吴女士已向法院提起诽谤罪的刑事自诉。12月14日，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受理，郎某和何某被行政拘留。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明确规定，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”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，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，不得非法收集、使用、加工、传输他人个人信息”。这些法律法规都将为吴女士合法维权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、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，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，即可认定“情节严重”，可构成诽谤罪。规制网络谣言的法律法规还在完善。根据民法典规定，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侵权行为通知后，应当及时转送相关网络用户。网络用户可以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，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吴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，如四川德阳自杀女医生、“清华学姐”、“罗冠军”事件等，甚至出现了把“社会性死亡”当作工具使用的侵权案例。这些受害者，轻则被谩骂、被解雇，重则抑郁甚至自杀。正如人民网评论指出，“社会性死亡”事件背后的推手就是赤裸裸的网络暴力。身处网络时代的人们，我们的每一次键盘敲击、每一次转发评论，对他人的名誉和生命都可能意味着冰火两重天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网络谣言并非无法规制。如果编造、散布虚假信息构成网络谣言，造谣者、传播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。对于广大网民来说，在围观热点的时候，应该多一些耐心，等待水落石出，在网上评论的时候，应该多一点法治意识，维护他人合法权益；而对于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来说，要加强信息的核实和打击力度，不放任谣言传播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。
